中国近现代音乐史

  笔者试图以1923年5月28日克莱斯勒北京演出作为个案,对久已被人遗忘但却轰动一时的音乐历史事件予以钩沈,其中涉及是次演出发起人徐志摩,讲解人林徽音及此事之缘由、经过和一些看客对演出的反映。本文虽从一个极小的角度切入,但从中也使我们看到当时国人对此事或是欢欣或是抱怨的文化心态。其恰如一滴水珠亦能反映出太阳的七彩光环般地再现了一段历史,一段情缘及时代的情愫。

10月31日上午,由我院、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三家单位主办的萧友梅逝世70周年暨纪念铜像揭幕式在北京音乐厅举行。

我在《中国音乐评论网》读到郭树群先生写的有关刘再生先生新作《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的评论,该文原发表于今年第四期的《音乐研究》。拜读郭文之后,又托学生买来刘君的原作拜读,刘君此书不但对现有史书(包括他本人写的)在写法有所突破,史料也有所加添,但其中也大有可商量之处。

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中,“新音乐”的最初含义是指近代以来学习、借鉴西方音乐技术手法同时融会中国传统音乐的某些因素而创作的不同于中国古代音乐或传统音乐的音乐样式。这一概念的最早提出者是曾志忞。1904年,在译补《乐典教科书》“自序”中,曾志忞提出“为中国造一新音乐”、 “特造一种二十世纪之新中国歌”的著名宣言,其内涵是指学习西方音乐,创造以当时学堂乐歌为代表的新式歌曲。学堂乐歌的编创成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一股音乐思潮——学习西乐思潮的滥觞,也正是在这一思潮的裹挟下,一批新型知识分子和从事学校音乐教育与乐歌编创者发出了创造中国新音乐的新声。

汪毓和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自1959年始作为中央音乐学院试用教材,经过1984年正式出版,1994年、2002年的两次修订,可以说已被学界奉为经典,而今,八旬高龄的他仍在精益求精地做着“修订”的工作,如同第三次修订版中“前言”所说,主动要求这次修订是“作为自己生前对写史的最后一搏”;而刘著也是继1989年《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3](下文简称古史)出版,赢得绝佳口碑和销量之后的又一力作。据书中“后记”所言,其实早在古史出版之际先生就“曾有继续往下写的愿望”。然因“学术气候”和“个人功力”两种“内外因素”搁置下来。抱着“若无新意,不如不写”的信念,近二十年的酝酿才迎来此书的问世,着实“经历了一番曲折”。

  汪毓和教授是我国近现代音乐史这个研究方向和音乐史课程的开拓者之一,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当代音乐史研究和教学及相关理论批评活动中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中国的古老传统音乐文化和学堂乐歌以来的新音乐文化,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教学内容中应该并存并重,努力争取做到符合客观史实的平衡。近现代音乐史应该和古代音乐史恰当地衔接。近现代音乐史过去对理论方面历史性成就的反映相对薄弱。理论方面的重要学者及其学术成果应该同样受到关注,纳入近现代或当代音乐史。对二十世纪的中国音乐文化的历史,需要考虑古老音乐和新音乐两个传统在逐步互相靠近、互相渗透的客观史实,从历史的视角加以总结,以利于推动新时期的音乐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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